精选法家思想代表人物(68句)
法家思想代表人物
1、前570年，范宣子出使齐国，劝说齐灵公继续和晋国结盟，齐灵公派太子光参加鸡泽之盟。前563年，他和中行偃建议晋悼公消灭妘姓小国逼阳(今山东峄县南)。
2、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中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孙子兵法》甚至为很多现代国家顶礼膜拜和借鉴使用，视之为战争艺术法宝。
3、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 ，颍上人(今安徽颍上)，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4、墨家思想是中国古文完整版的辨证唯物主义及辨证唯物论。
5、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子”是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社会对一类人的尊称，即称谓老师或称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所谓“诸子”，即各位或众多有道德、有学识的人们。例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列子、韩非子、管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一些有思想的学者们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家”是何时命名的呢？最完整成型地将儒墨并列称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第一次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同题并论。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刘向之子刘歆在《七略》(中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和最早的典籍目录)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近代国学大师吕思勉在其著作《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认为百家中这十二家是最主要的流派。诸子百家有哪些？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老子、孔子、晏子、孙子、范蠡、扁鹊、尹文、列子、庄子、田骈、黄老、杨子、邓析、公孙龙子、惠子、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孟子、墨子、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许行、邹衍、荀子、韩非子、吕不韦，……等等。汉朝的：司马迁、淮南子、董仲舒、王充等。常见的十二家：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诸子百家”中的十二大家及其代表人物
6、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王守仁。
7、试述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法家思想代表人物)。
8、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的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奸”，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能富强起来。
9、除了在理论方面的著述之外，我国历代杰出的军事家、将领们在以法治军过程中，往往也是以身作则，秉公执法，赏罚分明。曹操征战中原多年，麾下将士虽然有“红袍队”(曹氏宗亲)和“绿袍队”(非曹氏宗亲)之分，但是在对待赏罚的问题上，曹操却可以做到公平公正，一视同仁。对待有功的将士，即使不是曹氏宗亲，曹操也一样给予奖励提拔，而且绝不低于曹氏宗亲，例如李典、乐进就都是从普通士卒提拔起来的将领，即使如徐晃这样的降将立了战功也一样得到重用；相反，对待犯了过错的将士，即使是曹氏宗亲，曹操也一样施以惩罚，只是在程度上稍轻一些，例如即便曹操本人践踏了庄稼，亦“割发代首”，以示与将士们赏罚一致。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在治军生涯当中，严于律己并且严格执法，留下了“挥泪斩马谡”之后又勇于承担责任的美谈。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运用法纪严格约束军队，坚持“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不仅得到了百姓们的拥护，也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做到了令行禁止，因此取得了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
10、核心思想：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
11、所谓百家，最早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只提出六家，这就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这六家。
12、到了现代，民国著名学者吕思勉，在他的《先秦学术概论》中又增加了两家，这就是兵家和医家。这样算下来，也不过十二家。但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先秦时代的这些人物称为“诸子百家呢”，因为诸子包括上文中没有提到的孟子、荀子、扬子等等，他们每一子他们的观点都是有差别的，如果把每一子视为—家之言也不为过，约定俗成的统称为“诸子百家”。(法家思想代表人物)。
13、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秦始皇为了见到韩非子，便马上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安原本不重用韩非子，但此时形势紧迫，于是便派韩非子出使秦国。秦王嬴政见到韩非子，非常高兴，然而却未信任和重用他。韩非子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赢政认可了他们的说法，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子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始皇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在韩非入狱之后不久便后悔了，于是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韩非子已经喝下李斯的毒酒遗憾而死，一代法家大思想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同时也不再为当时战乱的纷争而烦恼了。
14、代表人物：扁鹊、仓公、淳于意、医圣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
15、法治派，是法家中最注重法制的一派，他们建立的法律严格杜绝人治，不依赖任何人，所以只要一个国家接受了他的治国理念，这套理念便具有了生命力，不依赖任何人，即便君主无道，也有法律约束他们，不至于很快亡国。势治派或术治派就不行，他们依赖居于上位的执行者，君主贤明，法律就能执行，国家便能强盛，君主不贤明，法律就成了摆设。
16、荀子也是够悲催的，正因为这俩“逆徒”，荀子不被视为儒家正宗，不被请入孔庙享受祭祀。这里先不谈荀子，就说韩非，他虽然师从儒家，但却对儒家思想深恶痛绝，他认为儒家思想虚伪至极，在《五蠹》里，韩非列举了社会上五种蛀虫一样的人，其中就包括儒家。
17、墨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学派，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但在生活态度上有些古板和唯心主义倾向。墨家学派对墨者的个人情操和道德水平要求极高，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达到墨者的标准，因此，这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人数渐少，直至衰落，而墨侠一派则逐渐演变成不受官方约束的游侠。
18、说到法家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提到商鞅，这可是中学甚至大学历史课本上一定会提到的一位。商鞅原名叫卫鞅，只是后来改名了而已，商鞅是战国时期的人，那个时候社会不太安定强国都在争霸，商鞅主张的重刑罚的政策很不出所料的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虽然一开始的魏惠王并不中用商鞅，但是金子总会发光，商鞅在秦国全面改革了土地制度和度量衡等，秦国本来就强的前提下变得更强了。
19、春秋时期文化氛围比较宽松，所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学术流派，但是从影响范围和流传广度来考虑，真正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约只有12家学派，它们分别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和医家。
20、公元前351年，申不害被破格拜为韩相，法家“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重视君权。申不害认为，“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为了令行，君主就必须要推行“术”，“操生杀大权”，“课群臣之能”。
21、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22、核心思想：主张以法治国。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23、与慎到相比，申不害要务实很多，在法家三派当中，他的“术”，也是最容易见效的。这种务实，应该与申不害的人生经历有关。相韩以前，申不害只是一位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遂成为韩人，成为一位“贱吏”。
24、厚赏重刑，执法严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25、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后来的梁启超，就曾把商鞅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大政治家之一。其余五位是：春秋时期的管仲、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朝时期的李德裕、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明朝时期的张居正。
26、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阴阳家的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维之一。《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
27、韩非认为这都是些狗屁逻辑，那些当兵的，谁家里没有妻儿老小需要照顾，都逃跑的话还打什么仗呢？这样的国家漫说有一个黄帝，就是有十个黄帝也治理不了(黄帝，古代传说中的贤明君主)。
28、核心思想：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围绕“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但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汉代司马谈所言，是“控名指实”，“参伍不失”，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29、法家要做的事，首先就是从理论上“解构”儒家和墨家所塑造的“复古”的体系，提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商鞅说，古代的圣王们都是按照他们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而做出不同的决策，绝不是一成不变，所以"治世不一道，便(变)国不必法占"(《商君书·更法》)。
30、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弟子学生众多，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相当复杂，而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因此在孔子去世之后，弟子对他的言论和思想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出现了一些歧见。到了战国中后期，逐渐分化为八个不同流派，称为“儒家八派”。《韩非子》的《显学》篇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31、韩非子论著的核心政治思想就在于法、术、势的结合，而这一点则是源于吸收了法家各位前辈的不同思想。韩非子之前的法家，虽然没有像儒、墨两家那样出现明显的派系分别，不同的代表人物却也有着重视法、术、势的区分。商鞅重视“法”，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崇尚依法度，废私仪；申不害则重视“术”，认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主张国君应该掌握“循名责实”的监督、任用、考核臣下方法，并且通过“术”来加以应用；慎到“由道而法”，由“学黄老道德之术”的“无为而治”，进而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人君者不多听”，重视“法治”、“君权”的“势”的作用。到了韩非子这里，对应道家“无为而治”的“势”，为了克制孙氏之儒所认为“人性恶”而指定的“法”，将名家的“名实”理论付之于实践的“术”，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韩非子认为，单凭商鞅之“法”，则“法不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最终法治难以推行；单凭申不害之“术”，则“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会导致法治的混乱；单凭慎到之“势”，则“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会导致“应慎子者”“便治而利乱”，无法解决单纯“势治”的矛盾，因此需要通过“法”达到“抱法处势则治”，弥补“势”的不足。因此，韩非子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势”即国君的“权势”是核心，而“法”和“术”则是维护这个核心的两种不可缺少的手腕。他指出，国君应该依赖权势“君持柄以处世，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凡明主之治国，任其势”(《韩非子●八经》)；同时要重视“法”的地位，严法治，明赏罚，“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韩非子●难一》，“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韩非子●内储说上》)；还要注重“术”的运用，“术者，因任而设官，循名而责时，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难三》)。
32、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商鞅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变法理想的舞台。
33、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祖籍宋国栗。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终年73岁。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68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期间，孔子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孔子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教育的基础，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开明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对于思想领域的开创性见解间接的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这一文化鼎盛现象的形成。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孟子性善论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性善论是孟子提出的一种人性论。
34、君主独占权势之位，高度集权，君临万民，权力无限，超越于法令之上。
35、正是由于名家的出现，才填补了中国辩论哲学的空缺。
36、申不害，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37、韩非子的学问起源于荀子，来自儒家，成为法家，并源于老子的思想，根植于道家。司马迁指出，韩非子喜欢"刑名之术"，是以道家的"黄老之学"为基础的。他融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申真的"势"，将辩证法、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法律融为一体。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评论和作品。其理论一直是封建中国统治阶级执政的思想基础。
38、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也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39、可是，申不害的“术”治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过于重视君权，忽略了法制建设。这样一来，国家是否兴旺，完全取决于国君的能力，一旦国君缺乏能力，国家就会迅速走向衰落。韩国之后的结局也证明了这一点，韩昭侯死后，韩国立刻衰落，这就是申不害“术”治的问题所在。
40、韩非子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国日趋衰弱，曾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41、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2、荀子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今山西安泽)人，生于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等多国，后任兰陵令(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家居兰陵至死。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并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43、李斯作为秦国丞相，是秦灭六国的总策划师，他精心策划了兼并六国的先后次序，并在秦灭六国之后，建议秦始皇废分封而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每一项都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44、在诸子百家中为帝王服务思想流派数不胜数，但是法家还是在这么多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一大家。在已有的历史资料中，韩非子是法家的创始人，他融合了法家之中的“法”、“术”和“势”，将法家这么多年的核心思想集于一身并且发扬光大。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也是和庄周一样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只是可惜一直没有得到秦王的信任和重用，最后喝下了他的老同学李斯给的毒药。
45、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46、儒家思想是中国持续最久的意识形态，每个时代都对儒家学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后世解读儒家经典的著作无数，各朝统治者选拔官员和人才多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支。
47、在法家的另外两派中，或多或少还留有人治的后门，比如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治派，他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在韩国实行变法，但他那套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在于君上，而商鞅的法律，连君上也可以制裁。
48、管仲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虽说他也是贵族家的后代，但是人生过得可以说是非常不顺畅。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被齐桓公很是尊敬，他也值得这份尊敬，在他做宰相这段时间管仲不放过全国的任何一个方面大力实施改革，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大力发展经济和农业，付出就会有回报，那时候的齐国可以说是相当的强。出去管仲的才能，他和鲍叔牙的友谊也很让人羡慕，直到今天“管鲍之交”这个词还在歌颂他们之间流水觅知音的感情。
49、慎到重“势”，他认为，国家一定要重视法律，君主一定要掌控权势。慎到曾有一个鲜活的比喻，他说君主好像飞龙，权势好像云雾，有了云雾，飞龙才能飞得高，没有云雾，飞龙则与地上的蚯蚓无异了。有了权势，就算君主像夏桀那样残暴无道，人们也不敢违抗法令，没有权势，君主就算是像尧舜那样贤德，百姓也不会听从命令。
50、思想：“礼乐”“仁义”“忠恕”“中庸”“德治”“仁政”，是重视人的自身修养和道德伦理教育的一个学术派别。
51、李悝(公元前455年-前395年)，濮阳人，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郡守。主持变法。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52、撇开韩非子“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群臣皆有阳虎之心”等认为人性极端自私的偏激观点，以及“遗诏诡使”、“心藏不露”等帝王权谋之术不谈，单就“术”的层面“循名责实”、“明说以诱避过”、“明察照群臣”等积极思想，对与我国传统的治军理念和治军实践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国历代军事家善于运用“术”来驾驭下属的著述和事例很多，这里仅以戚继光治军为例。戚继光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将领，他在著作《纪效新书》中写道：“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充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此谆谆真正化诲，你若不听，军法无情，慎之慎之。”对于当时割取无辜百姓人头冒领战功的恶行，戚继光不仅“循名责实”，并且明察秋毫，还通过晓之以情，喻之以理，“明说以诱避过”，正当地使用“术”，在制止士卒犯罪，整治军队纪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53、韩非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不仅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也吸收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说思想。在《韩非子●主道》篇中，就论述了“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体现了道家认为“道”是事物的根本且无形又无处不在的思想；又指出：“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于下”，反应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韩非子师从荀子，而荀子虽属儒家，但是在人性观方面却不同于孟子的性善说。而是认为人性本恶，因此荀子和孟子在儒家中分属“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派。韩非子则继承了“孙氏之儒”的“性恶论”，认为人人都有“利欲之心”，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在诸子百家当中，名家是一个与法家对立的思想流派，以辩论“名实”即概念和指称的事物之间关系为中心，以善于辩论而闻名，常常借着辩论“刑(形)名”的关系来反驳法家思想，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尹文等。而韩非子虽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却也在著作中多次借用“名实”的说法，如《韩非子●定法》中提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功名》中提到：“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提到：“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里应当注意的是，韩非子在这里并非是对道家、儒家还有名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是借用上述各家的观点来论证实施法家思想的必要性。为了实现君主“无为而治”的“道”，而同时又面临着群臣和百姓的“性本恶”，那么就需要明确“名”“实”相符，通过“奉公法，废私术”、“奉法者强”来实现“国富兵强”的“明君之道”，归根到底就是要运用“法”来治理国家和军队(在当时治国和治军的界限并不像后是那样明确)。因此，不同于道家重视对“道”本身的追求，韩非子更重视“无为而治”的“治”的效果；与荀子主张恢复用“礼”来约束人性所不同，韩非子主张通过确立并严格执行“法”来惩恶扬善；原本属于名家思想的“刑(形)名”之说，经过韩非子的论述被赋予了法家色彩，而至于在后来竟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法学概念。此外，诸子中的其他各家对韩非子思想的形成也有着影响，并且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不再赘述。
54、管仲(前719-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即宰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中国性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55、除了白马非马之外，名家著名的命题还有许多，比如“坚白石”探讨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狗非犬”探讨口头与书面的关系、“飞矢不动”是较早的相对论研究、“犬可以为羊”是较早的生物学研究、“鸡三足”和“目不见”探讨肉体和灵魂的关系等，对很多科学领域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性。
56、由于借鉴了先秦诸子各流派的思想精髓，又整合了法家内部的不同思想，韩非子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家理论体系，而这一理论体系的产生对推动当时的时代进步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军事实践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军事理论领域，韩非子的思想体系对当时的很多军事著作如《尉缭子》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秦国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一直遵循法家思想，整顿户籍，奖励军功，重农抑商，相对于没有变法或变法不彻底的其他六国，在治国和治军方面显得更有效率，秦国的国力也由起初在战国七雄中相对较弱变成最强，充分体现了韩非子“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思想。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更是将韩非子的政治理想发挥到了极致，而统一过程中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运用无疑赋予了秦国军队更高的作战效率。这一点在当时秦国著名军事家、将领尉缭子的著作中便有所体现：《尉缭子●制谈第三》中“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体现了“势”的作用，《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中：“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体现了“法”的约束，《尉缭子●攻权第五》中“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则体现了“术”的运用。
57、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墨家在立场上是和儒家对立的一派，墨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曾一度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也叫墨翟，提倡“兼爱非攻”。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墨子去世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流派，到战国后期又汇合为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58、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59、同时，当时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而当时的学者们都试图劝说各君王用自己的观点治理朝政，因此便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
60、哲学思想：“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
61、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事实上医家不算什么思想学派，是把那时期的从医的人的统称，并发展至今。医家负责救死扶伤，对我国古代医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留下的著作有《诊籍》、《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
62、让国家综合实力变得更加强大的制度。对此，商鞅提出了“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让普天下的百姓吃不饱饭，重赏轻死的“驭民五术”；韩非子，则阐述了“亲亲则别，爱似则险”的道理；
63、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就深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影响，基辛格则说自己是“鬼谷子的学生”。美国人早在1955年便把台湾学者陈英略所撰的《鬼谷子的心理作战方法与理论》翻译介绍过去，使纵横家学说受到军、政、商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作“国际谋略原典”。
64、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中，白马是个别概念，马是普遍概念。严格地说，这个具体的白马只会与个别相联而存在，而马的概念也只能通过白、黄、黑等个别的马而存在。
65、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说菏泽市定陶区)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66、韩非子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由分封制转入大一统的转折点，而韩非子作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上的思想家，则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是旧时代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又是新时代中央集权王朝思想的开拓者。由于法家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流派，随着秦国的灭亡亦已不复存在，而相对于严刑寡恩的法家，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治国的理念上更倾向于比较“温和”的儒家，虽然法家的很多思想仍会被统治者所利用，但是已经很难再公开对治国理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武”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专职的武将和军队开始形成，“相”和“将”的概念和职权越来越明晰，“治国”和“治军”之间的区别也越来越明显，而相对于“治国”来说，“治军”需要更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因此，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后来的治军理念中便得到了更多的继承。
67、早在《管子》书中就已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性之常：“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以后商鞅坚持了这种看法，并非常实际地利用人性的这种特点以之与耕战结合在一起，到韩非，他不仅以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还认为人心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离不开“计算之心”。就是基于这样的对人性的估价，法家强调治国必须靠高压的政治、法制手段，无须用温情脉脉的教育感化。
